第九十三章人间炼狱2
丢孩子，养孩子。
拐卖儿童，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无比常见又无比敏感的话题，但迄今为止，你很难从官方渠道搜索到中国被拐儿童的权威报告。
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来源，是国内最大的寻亲类公益网站“宝贝回家”，其中，有39825个家庭正在寻找丢失的孩子，以及34645个被拐的孩子正在寻找生身父母。
可那个成功寻亲的数字，还不到3000。
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，男主人刘利勤是一名装修工人，和妻子育有一双儿女，供养着双方老人。
但几年前小儿子刘静军的丢失，让这个家庭于一夜之间陷入了崩塌与绝望。
面向镜头，刘静军的老父亲泣不成声：
“冬天的时候天冷了，我考虑我孙孙是不是能穿暖……春节的时候，别人家的孩子在外放鞭炮，我考虑我家孙孙是不是在外面耍，放鞭炮……到了夏天，我家孙孙能不能脱掉棉袄穿上夏衣，晚上能不能睡好觉……”
父亲说这一切的时候，刘利勤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，低着头，不发一言。
他仍记得2010年4月11日那天，自己在忙活工作，妻子在家里烧饭，小儿子就在附近的小巷子里玩耍，结果一转眼，人就没了。
在监控中，他们看到了浑身战栗的一幕：
一个看不清面容的男人，把他们的儿子夹带着，从小巷中撤离，男人臂弯里的一抹白色，分明是刘静军丢失那天穿的白色外套。
孩子消失头几天，一家人分不清白天黑夜。
他们报了案，又对周边开展地毯式搜索；上网发帖，实地发传单、贴海报，甚至只要一在新闻里看到抓获人贩子的消息，就不远千里赶去探寻，看看是否有儿子的线索。
可几年下来，孩子依然毫无音讯。
如今，这个丢失了孩子的父亲脸上，只剩下麻木和空洞，对孩子的思念折磨得他发狂，对孩子的愧疚也无时无刻不在摧毁他的心。
“儿子，你恨我们吧，是爸爸妈妈不好，是我们没有看好你，是我们的错。”
他喃喃不停地说着，下一秒便掩面哭泣。
丢孩子，对任何家庭而言都是毁灭性打击。
在采访中，也碰上过被摧残得更加彻底的家庭——老人在知晓孩子丢失后，当即昏死过去，不幸病逝；孩子舅舅骑摩托车出去找孩子，在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……
可丢失的孩子，到底去了哪里呢？
在进一步的探访中，葛亚雷惊讶地发现，和家庭的苦痛绝望相比，有相当一部分被拐的孩子实际上过得并没有那么“糟”。
因为在中国，拐卖儿童的一个最主要流向，就是成为别人的养子，男孩尤甚。
杭州的王清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
五岁那年，他被人贩子强行拖上了三轮车，随后汽车转火车，火车又转汽车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转了几趟车，最后抵达了杭州。
在杭州，已育有三个女儿、但年事已高的养父母买下了他，把他当成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，捧在手心里呵护着长大。
老实说，养父母对他不算太差。
如果不考虑“买孩子”这一恶劣行径的存在，王清顺“一家人”甚至可以说是其乐融融。他也已经成家立业，对养父母也孝顺至极。
不是不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只是五岁以前的事情，他实在是记不清。他也通过网络和媒体渠道做了一些努力，但成效甚微。
王清顺表示，就算有一天找到了亲生父母，自己也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孝敬他们，多在经济上给予供养，但让他回去，他是不去的。
他在杭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，更何况，被拐卖一刀切断的时光，已无从回溯。
儿童拐卖所带来的情感枷锁与伦理困境，远比人们想象中更为沉重。
乞讨、卖淫、童工
失踪孩子的可怕结局
女儿失踪前一天，还在和母亲抱怨老师太凶，“这个学上得没有意思”。母亲宽慰了她几句，没想到这竟成为母女俩最后的对话。
次日，雷小霞放学后没有回家。
母亲打电话去问老师，老师却说孩子根本没来上学，并说自己工作太忙，忘了通知。
当时，雷小霞的父母已顾不上埋怨老师，和刘利勤一家一样，他们在第一时间报了警，并动用所有力量和资源去寻找丢失的孩子。
但同样也是毫无消息。
从年龄上来看，12岁的雷小霞已经懂事，何况又是女孩，在重男轻女依旧盛行的中国，她不是“适合领养”的那一类孩子。
每当想到在领养之外女儿可能的遭遇，雷小霞的母亲用手捂住了脸。她清楚地知道，但不敢细想，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，太残忍了。
成为葛亚雷最开始关注的那种街头孩子，乞讨、偷窃、风餐露宿，是一种可能性；
还有一种可能，是卖给别人做了“童养媳”，或是被转入地下组织，成为。
位于陕西宝鸡的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，就住着好多这样的孩子。从街头被解救的他们大多都是被拐后，被迫做着见不得光的事。
成为葛亚雷最开始关注的那种街头孩子，乞讨、偷窃、风餐露宿，是一种可能性；
还有一种可能，是卖给别人做了“童养媳”，或是被转入地下组织，成为。
位于陕西宝鸡的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，就住着好多这样的孩子。从街头被解救的他们大多都是被拐后，被迫做着见不得光的事。
雷小霞也会成为这样的女孩吗？无人知晓。
或者她也有可能被卖到了黑工厂，成了一名童工，被无限剥削了血汗与自由。
来自天津的袁先生，就曾在十几岁的大儿子失踪后，独力调查过周边的黑工厂。
这个一心寻子的父亲甚至没有依靠警察，凭着自己召集的民间力量“捣毁”了黑工厂的窝点，解救了百十来个被拐卖至此的未成年人，可其中，依旧没有自己儿子的踪影。
孩子的丢失让父母痛苦，孩子的下场更让他们恐惧。尽管在人贩子眼里，被拐的孩子无论是何结果，都只是一笔可观的费用而已。
找到孩子很难，但没有人放弃
一个被拐的孩子，能卖多少钱？
葛亚雷在片中给出的数据是——平均下来500美金左右，当然，这只是当年他在摄制纪录片（2011-2013年）时的价格。
有买方的需求，就有丰厚的利润；有丰厚的利润，就有源源不断的人铤而走险。
唯一值得宽慰的是，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儿童拐卖现象，终于在90年代，随着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（如拐卖儿童最高可判死刑）、公安部开始组织“打拐”专项行动而有所回落。
曾经也是寻子大军一员的彭高峰，在儿子乐乐失踪三年以后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对方告诉自己，在江苏老家看到一个孩子，很像寻子网帖中的乐乐。
感谢这个陌生网友的留心与勇敢，正是对方提供的这条线索，直接导致了警方顺利锁定乐乐的位置，并将他成功解救。
和丢失儿童的整体基数相比，这些努力或许是脆弱的，是微薄的，是苍白的。
但水滴可以穿石，星星之火亦可以燎原，在极大的悲观失望中，一丝微渺的光亮也象征着希望与未来，足以照亮星辰大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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拐卖儿童，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无比常见又无比敏感的话题，但迄今为止，你很难从官方渠道搜索到中国被拐儿童的权威报告。
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来源，是国内最大的寻亲类公益网站“宝贝回家”，其中，有39825个家庭正在寻找丢失的孩子，以及34645个被拐的孩子正在寻找生身父母。
可那个成功寻亲的数字，还不到3000。
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，男主人刘利勤是一名装修工人，和妻子育有一双儿女，供养着双方老人。
但几年前小儿子刘静军的丢失，让这个家庭于一夜之间陷入了崩塌与绝望。
面向镜头，刘静军的老父亲泣不成声：
“冬天的时候天冷了，我考虑我孙孙是不是能穿暖……春节的时候，别人家的孩子在外放鞭炮，我考虑我家孙孙是不是在外面耍，放鞭炮……到了夏天，我家孙孙能不能脱掉棉袄穿上夏衣，晚上能不能睡好觉……”
父亲说这一切的时候，刘利勤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，低着头，不发一言。
他仍记得2010年4月11日那天，自己在忙活工作，妻子在家里烧饭，小儿子就在附近的小巷子里玩耍，结果一转眼，人就没了。
在监控中，他们看到了浑身战栗的一幕：
一个看不清面容的男人，把他们的儿子夹带着，从小巷中撤离，男人臂弯里的一抹白色，分明是刘静军丢失那天穿的白色外套。
孩子消失头几天，一家人分不清白天黑夜。
他们报了案，又对周边开展地毯式搜索；上网发帖，实地发传单、贴海报，甚至只要一在新闻里看到抓获人贩子的消息，就不远千里赶去探寻，看看是否有儿子的线索。
可几年下来，孩子依然毫无音讯。
如今，这个丢失了孩子的父亲脸上，只剩下麻木和空洞，对孩子的思念折磨得他发狂，对孩子的愧疚也无时无刻不在摧毁他的心。
“儿子，你恨我们吧，是爸爸妈妈不好，是我们没有看好你，是我们的错。”
他喃喃不停地说着，下一秒便掩面哭泣。
丢孩子，对任何家庭而言都是毁灭性打击。
在采访中，也碰上过被摧残得更加彻底的家庭——老人在知晓孩子丢失后，当即昏死过去，不幸病逝；孩子舅舅骑摩托车出去找孩子，在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……
可丢失的孩子，到底去了哪里呢？
在进一步的探访中，葛亚雷惊讶地发现，和家庭的苦痛绝望相比，有相当一部分被拐的孩子实际上过得并没有那么“糟”。
因为在中国，拐卖儿童的一个最主要流向，就是成为别人的养子，男孩尤甚。
杭州的王清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
五岁那年，他被人贩子强行拖上了三轮车，随后汽车转火车，火车又转汽车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转了几趟车，最后抵达了杭州。
在杭州，已育有三个女儿、但年事已高的养父母买下了他，把他当成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，捧在手心里呵护着长大。
老实说，养父母对他不算太差。
如果不考虑“买孩子”这一恶劣行径的存在，王清顺“一家人”甚至可以说是其乐融融。他也已经成家立业，对养父母也孝顺至极。
不是不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只是五岁以前的事情，他实在是记不清。他也通过网络和媒体渠道做了一些努力，但成效甚微。
王清顺表示，就算有一天找到了亲生父母，自己也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孝敬他们，多在经济上给予供养，但让他回去，他是不去的。
他在杭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，更何况，被拐卖一刀切断的时光，已无从回溯。
儿童拐卖所带来的情感枷锁与伦理困境，远比人们想象中更为沉重。
乞讨、卖淫、童工
失踪孩子的可怕结局
女儿失踪前一天，还在和母亲抱怨老师太凶，“这个学上得没有意思”。母亲宽慰了她几句，没想到这竟成为母女俩最后的对话。
次日，雷小霞放学后没有回家。
母亲打电话去问老师，老师却说孩子根本没来上学，并说自己工作太忙，忘了通知。
当时，雷小霞的父母已顾不上埋怨老师，和刘利勤一家一样，他们在第一时间报了警，并动用所有力量和资源去寻找丢失的孩子。
但同样也是毫无消息。
从年龄上来看，12岁的雷小霞已经懂事，何况又是女孩，在重男轻女依旧盛行的中国，她不是“适合领养”的那一类孩子。
每当想到在领养之外女儿可能的遭遇，雷小霞的母亲用手捂住了脸。她清楚地知道，但不敢细想，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，太残忍了。
成为葛亚雷最开始关注的那种街头孩子，乞讨、偷窃、风餐露宿，是一种可能性；
还有一种可能，是卖给别人做了“童养媳”，或是被转入地下组织，成为。
位于陕西宝鸡的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，就住着好多这样的孩子。从街头被解救的他们大多都是被拐后，被迫做着见不得光的事。
成为葛亚雷最开始关注的那种街头孩子，乞讨、偷窃、风餐露宿，是一种可能性；
还有一种可能，是卖给别人做了“童养媳”，或是被转入地下组织，成为。
位于陕西宝鸡的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，就住着好多这样的孩子。从街头被解救的他们大多都是被拐后，被迫做着见不得光的事。
雷小霞也会成为这样的女孩吗？无人知晓。
或者她也有可能被卖到了黑工厂，成了一名童工，被无限剥削了血汗与自由。
来自天津的袁先生，就曾在十几岁的大儿子失踪后，独力调查过周边的黑工厂。
这个一心寻子的父亲甚至没有依靠警察，凭着自己召集的民间力量“捣毁”了黑工厂的窝点，解救了百十来个被拐卖至此的未成年人，可其中，依旧没有自己儿子的踪影。
孩子的丢失让父母痛苦，孩子的下场更让他们恐惧。尽管在人贩子眼里，被拐的孩子无论是何结果，都只是一笔可观的费用而已。
找到孩子很难，但没有人放弃
一个被拐的孩子，能卖多少钱？
葛亚雷在片中给出的数据是——平均下来500美金左右，当然，这只是当年他在摄制纪录片（2011-2013年）时的价格。
有买方的需求，就有丰厚的利润；有丰厚的利润，就有源源不断的人铤而走险。
唯一值得宽慰的是，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儿童拐卖现象，终于在90年代，随着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（如拐卖儿童最高可判死刑）、公安部开始组织“打拐”专项行动而有所回落。
曾经也是寻子大军一员的彭高峰，在儿子乐乐失踪三年以后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对方告诉自己，在江苏老家看到一个孩子，很像寻子网帖中的乐乐。
感谢这个陌生网友的留心与勇敢，正是对方提供的这条线索，直接导致了警方顺利锁定乐乐的位置，并将他成功解救。
和丢失儿童的整体基数相比，这些努力或许是脆弱的，是微薄的，是苍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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